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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权对侦查权规制问题探析
发布日期:2012年2月27日 09:47  作者:三中院研究室  【 】 【打印

 

审判权对侦查权规制问题探析

——以侦查权在调查取证中的不规范行使

为研究对象兼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邢东风*

 

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权力架构为《宪法》第135条及《刑事诉讼法》第7条所确立,而基于侦查权与审判权的不同属性以及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的大局观念,审判权与侦查权之间往往是配合有余而制约不足。

侦查系运用国家权力尤其是国家强制权力查明案件并缉捕犯罪嫌疑人以有效实现国家刑罚权之行为,侦查权实系限制公民权利之国家权力,其实质上为行政权,而侦查权恰恰是制约较少、救济较难。[]当前刑事司法中的侦查中心主义是体制中人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同时我国的侦查任意主义[],也使得侦查中心主义有着鲜活的现实基础。而现如今赵作海案、佘祥林案、杜培武案、李久明案的出现,都可视为侦查中心主义的表征,或侦查中心主义之结果,通过对这些案件的研读,不难发现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侦查机关在证据的收集、固定、审查、判断中并未严格坚持《刑事诉讼法》的相关程序要求,在侦查取证中缺乏必要的监督与制约。

当前,侦查权力的有效行使,不仅对于控制犯罪、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国家长治久安至关重要,而且对于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树立公众对法治的信心,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保障其有效行使的核心与关键正是要实现刑事司法观念的转型,即由侦查中心主义向审判中心主义转型,由审判来规制侦查。本文以侦查权在证据的收集、固定、审查、判断等行使中的不规范行为为研究对象,以其规范化为视角,以审判权对侦查权的规制为切入点进行分析,以期裨益于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

一、问题:侦查权在调查取证中的弊病梳理

德国学者赫尔曼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公安机关在刑诉中扮演一个更强有力的领导者角色,而不管警察是否受到足够的法律教育,能否胜任这一工作。[]正是基于此种强势地位,侦查机关在刑事案件的调查取证过程中,不规范现象较为普遍,刑诉法及相关规则所规定的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各项权利的程序性条款被架空或规避。与此同时,司法机关(包括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对不规范的侦查行为通常采取容忍态度,对因不规范的侦查行为造成的有瑕疵的证据往往采取事后弥补、查证完善等方式,这种容忍与纵容之态又进一步助长了侦查中心主义现象,使得该权力在行使中的不规范现象愈加突出。最高人民法院张军副院长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培训班上的讲话指出:侦查取证不到位、不规范,审查起诉把关不严,往往导致审判环节确认案件事实的关键性证据缺失或存在瑕疵,甚至通过补查、补证也难以弥补,严重影响案件质量,削弱对犯罪的打击力度。侦查机关在侦查取证中所存在之弊病,可归纳为两个方面,即侦查权力之不作为、侦查权力之不规范。笔者以某中级法院2006—2009年四年审结的一审刑事案件为样本进行分析。

 

侦查权在调查取证中存在问题一览表

类型

 

 

 

年份

案件总数

证据瑕疵案件总数

未作鉴定案件数

物证未行提取案件数

调查不充分案件数

未移送证据案件数

不符合程序规定案件数

不符合技术要求案件数

不符合侦查逻辑案件数

例外与原则混淆案件数

被告人辩称遭受刑讯、引诱等案件数

2006

42

40

3

1

2

17

6

3

3

32

7

2007

40

32

5

2

3

13

8

6

2

28

3

2008

52

30

11

2

3

9

5

4

1

27

6

2009

54

34

4

6

5

9

8

7

2

21

7

 

(一)侦查权力不作为

本文所探讨之侦查权力不作为并非放纵犯罪行为,而是在具体侦查过程中,对证据的收集提取未能依照刑事诉讼相关程序规则以及侦查技术要求进行相关行为之不作为。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

1、该做鉴定而未做鉴定。鉴定在刑事司法中极为重要,它是社会危害性的一个数量根据,是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基础性数据。作为一种重要的侦查手段,它还对审查判断其他证据,查明案件事实,认定案件性质,准确的揭露犯罪,证实犯罪分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缺少鉴定,部分案件的定罪量刑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缺失鉴定,特别是精神状态方面与年龄方面的鉴定,还可能导致量刑失当甚至出入人罪。如故意伤害案件,伤残等级的鉴定不仅决定罪与非罪,还决定的罪轻罪重;盗窃案件,涉案赃物价值的鉴定亦涉及罪与非罪及重罪轻罪。鉴定迟延问题也很突出,不破案不作鉴定似乎成为侦查机关申请鉴定的又一潜规则;侦诉机关对鉴定内容及结果未进行基本的审查判断。这一问题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此类案件占四年审结一审刑事案件数的12.23%

2、该提取物证而未提取。相关物证的提取在刑事侦查中应当视为基础性工作,如盗窃案件中指纹的提取,杀人案件中血迹的提取等等。但在案件侦查中,侦查机关面对重要物证有时却视而不见,未予提取,导致后续侦查、起诉、审判工作因时过境迁而陷于被动。如余某故意杀人案中,在现场遗留的大量血迹,侦查机关并未提取。(此类案件,物质性证据不固定,一旦被告人翻供,现有证据将无法形成封闭锁链。)

3、该调查而未予调查。电话清单在刑事案件中的地位与作用愈来愈重要,特别是对于零口供案件,电话清单系对抗被告人之幽灵抗辩的最重要的武器。但电话清单若不及时调取,该资料将会被删除或覆盖。部分案件关键证人外出务工,联系困难,本该调查核实该证人而未予调查核实,事过境迁,即使后来找到该证人,也会基于其感知、记忆能力因时间较久而降低[]

4、该移送而未予移送。相关涉案物证,特别是作为直接证据的作案凶器,并不向法庭移送,只是将照片附卷提交法庭。此类问题较为普遍,占到四年审结一审刑事案件数的25%,未移交物证不仅涉及作案工具,还有涉案的赃款、赃物等。

(二)侦查权力不规范

1、不符合程序规定。如物证提取后并未制作提取笔录、未进行拍照固定;对被告人之提讯未按照二人以上进行;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上应有见证人签名而缺失该签名或见证人身份不符合法律规定甚至事后无法查找该见证人。此类案件所占比重甚大,四年中,侦查机关不符合程序规定的调查取证行为案件数占一审刑事案件总数的14.36%

2、不符合技术要求。在组织辨认中,依规定应当混杂辨认的不作混杂辨认,或者混杂的实物、人员、照片数量未达到规定要求,未制作辨认笔录,或辨认笔录后未附照片及被辨认人相关身份情况等材料。该做DNA鉴定的只做血型鉴定,送鉴时间不标注或者明显与其他证据矛盾,鉴定结论表述不统一或者与检材、样本的DNA类型(STR)吻合率存在矛盾等问题。

3、不符合侦查逻辑。如讯问笔录注明的时间、人员与其他证据存在矛盾,讯问被告人的时间与指认现场的时间重叠,同一侦查人员在同一时段对二名以上涉案人员进行审讯。此类案件共8件,占四年一审刑事案件数的4.26%

4、例外与原则混淆。对被告人采取羁押措施系刑事侦查之例外,在刑事侦查中却成为一般原则,而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则为侦查强制措施之例外。再如上文所指出物证提供原物、书证提供原件是原则,提供照片、录像、复制品、副本、复制件是特殊情形下的例外,而在具体审判活动中难觅证明案件事实之物证原物、书证原件。

审判前被告人是否羁押情况表


 

类型

年份

案件总数

被告人

总人数

审判前羁押
 

审判前未羁押人 

羁押人数占被告人

总人数比例

2006

42

73

73

0

100%

2007

40

96

92

4

95.83%

2008

52

117

117

0

100%

2009

54

92

87

5

94.57

 

5、被告人辩称遭受刑讯、欺骗。在庭审中,被告人辩称在侦查阶段受到侦查人员刑讯、欺骗等的比例亦显偏高,占整个一审刑事案件数的12.23%。部分案件从侦查材料来看,连续讯问,变相的刑讯逼供情况亦较突出。

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事案件的调查取证现状即是如此,其他刑事案件在调查取证中所存在的问题可见一斑。

二、成因:侦查权不羁行使的理性思考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总体而言,导致侦查权在行使中的不作为、不规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侦查机关权力过大,侦查中心主义现状未能根本改变,审判未能对侦查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结果是审判中心主义未能树立,侦查权力控制缺失,检警机关难免为工作之便滥行权力,架空程序规定,程序设立初衷之权力制衡机理荡然无存。当然,亦有侦查装备落后、侦查人员素质偏低、办案经费保障乏力等原因。

(一)侦查权的越位

1、侦查权的特质。侦查程序是深刻影响公民权力的国家权力运作程序,在侦查程序中,国家权力(侦查权)的运用具有主动性、普遍性和深刻性的特点;这一特点亦决定了其在运行中所伴随的扩张性、对监督权的规避性与不耐烦性。

2、侦查权的现状。侦查权、检察权与审判权之间只有相互支持、相互配合而缺少更为核心的监督制约,侦查权一权独大,不少民众形象地比喻公安机关是做饭的,检察机关是端饭的,审判机关是吃饭的,饭菜是否可口完全取决于公安机关。侦查机关在调查取证中的权力表现如下:我国的强制侦查不须司法审查,而是由侦查机关直接决定并实施,目前除逮捕这种最严厉的措施须经过一个准司法审批外,其他一切对人与物的强制性侦查行为均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并实施。在此境况下,侦查机关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极尽所能;侦查机关为掌握主动,往往以涉嫌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为由将犯罪嫌疑人拘留至37天;侦查机关为便于侦查往往将犯罪嫌疑人羁押于看守所视为常态,而将其取保候审作为例外;为提高其侦讯效率往往提讯时一人前往;在需要见证人的情况下随便找人充任;在组织辨认中给辨认人以充分的提示等等。

(二)审判权的无位

1、审判权的被动特性。审判权本身具有被动特性,不告不理,无起诉即无审判,法官的角色消极被动。我国96刑诉法修改基本上确立了当事人主义对抗制的庭审方式,使得审判权在司法中的被动性更为突出,法官不能在庭审中单独、积极地去探究案件事实真相,这一任务主要由那些与案件结局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诉讼各方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通过对抗而得以揭示。从这一角度来讲,审判权无法从权力本质上去规制侦查权。

2、审判权的运行现状。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审判权对侦查权的滥用、不规范行使往往采取容忍之态,此种态度使之更加无所顾忌。具体而言,对审前羁押的常态化审判机关往往是延续侦查机关的做法,谨防被告人在审判环节节外生枝;对侦查机关移送物证复制品、书证复制件欣然接受,亦担心原件在审判环节因保管不善而徒增风险;对侦查取证中的不规范行为在审查判断中无法做出合理解释时通知侦查机关做出相应说明后照单全收;对侦查机关调查取证程序中之不作为则是听之任之,除非当事人一方施加足够压力。正是审判权对侦查权不规范行使的容忍、让位,使得审判权在整个刑事司法运作中愈显无位。

(三)立法上的粗疏

在具体的立法设计层面,侦查机关在调查取证程序中的权力行使亦无明确的可操作性的程序规定,审判权并无明确的对侦查权规制的立法依据。我国刑诉法对侦查行为未规定严格的执行条件与程序,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程序规定也是极力为侦查机关的便利侦查而扩张权力,使得刑诉法本不规范的对侦查权力的限制变得更不堪一击。

三、对策:相对合理主义视角下的解决之道

一个政府怎样对待它的嫌疑人,就必然会怎样对待其他国民,也可以说,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不过是政府与个人之间法律上与现实中的关系在刑事程序中的延伸和具体表现。侦查权在调查取证程序中的不规范行使已不仅仅是对个案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它已经成社会每一位公民的公敌。为了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为了实现社会秩序的持续稳定,必须对于可能严重侵犯个人人身自由、人格权、财产权和隐私权等基本人权的国家侦查权力进行严格的限制。对于政府强制侦查权力的适当行使,绝不能寄希望于一个个具体侦查官员的善意或者道德操守,而必须依法限权,以权制权。在这方面,法治国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我国认真研究、借鉴。[]

(一)域外审判规制侦查理论管窥

1、现代法治国家的令状主义令状主义为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所确立,该原则的设立系平衡侦查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重要举措,亦是证据收集与运用之必要保障,也是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令状主义,指在进行强制性措施时,关于该强制性措施是否合法,必须由法院或法官予以判断并签署令状;当执行强制性措施时,原则上必须向被处分人出示该令状。……实行令状主义,旨在使作为第三方的审判机关,就强制性措施的理由及必要性进行审查并做出公正的判断,以防止强制性措施的滥用,达到有效地维护人权的目的。[]

透过概念可见,其实质是建立针对侦查机关之逮捕、羁押、保释、搜查、扣押、窃听、讯问等项权力的司法审查机制。一般而言,除了那些法律允许采用无证逮捕无证搜查的情况以外,警察对任何公民实施的逮捕或者对任何公民实施的搜查和扣押行为,都必须事先向治安法官提出申请,并说明实施逮捕和搜查的正当理由。只有在治安法官经过审查发布许可逮捕和搜查的令状之后,警察才能实施具体的逮捕、搜查、扣押行为。[]

2、德国与我国台湾地区之侦查法官侦查法官之概念由我国台湾学者林钰雄教授提出,侦查法官是指在侦查阶段受侦查机关之声请而决定特定侦查措施的法官。”“在德国,在侦查阶段,侦查法官主要有三种功能:一、依侦查机关的声请而为是否发动特定强制处分之决定,所谓的特定强制处分,法官保留之强制处分;二、依侦查机关之声请而讯问被告、证人或鉴定人,以便保全供述证据;三、在迟延即生危险且检察官不及行使职务之情形下,替代检察官为必要之急迫处分,此种侦查法官亦称为紧急检察官

侦查法官制度之所以规定法官保留原则,便是其考虑到在侦查程序中其实仅存在检察官(含其辅助机关)与被告(含其辩护人)的双面关系,与原因的纠问制度差可比拟,因而难免带有纠问诉讼底下官权无所节制心理难期公正的弊端。为此法官保留的权限分配方式更能贯彻控诉原则背后所蕴含的权力制衡用意,因为这项分配方式使得侦查程序本身也朝向法官、检察官相互制衡的构造设计。还有,若就强制处分权限分由两个不同职责的机关行使,适可矫正伴随着追诉便利因素而来的心理偏颇,这正是支持法官保留原则的实质理由。再则适用法官保留原则有制度保障因素。亦即,当一个委诸法官决定或委诸检察官决定时,两者适用的程序有别,制度保障的程度不同。可见,法官独立性原则、法定法官原则、听审原则决定了将侦查中的相关事项交给法官决定更显公正。

3、司法裁判程序的控制。西方各国的刑事诉讼程序都属于一种以裁判为中心(或曰裁判中心主义)的构造。在这一构造之下,法院的审判活动对侦查活动实际进行着最终的司法审查。这种审查有两个方面:一为实体性审查,即就被告人在法律上是否有罪作出最终的裁断;二为程序性审查,即就侦查活动的合法性作出权威的裁断,法庭要对侦查机构收集、检察官提交的证据是否合法进行独立的审查,对于通过严重违反诉讼程序、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手段获得的各种证据,即使确认其具有证明力,也要排除于法庭之外。这是一种事后控制,即通过裁判的方式对侦查机关在调查取证中所获证据进行合法性评断,对违反法律规定手段获取证据予以排除。

(二)中国国情下的对策展开

龙宗智教授在对我国法治建设与司法改革进行深刻体察后提出了相对合理主义的司法改革路径,他指出:所谓相对合理主义,是在一个不尽如人意的法治环境中,在多方面条件的制约下,我们无论是制度改革还是程序操作,都只能追求一种相对合理,不能企求尽善尽美。对本文所提出的命题,若想设计一套很精美的制度以彻底改变,理论上是不现实的,实践中亦无法实现其制度设立的目标。历史的经验已经反复地证明,理论上很完美的制度并不一定可以付诸实施,而行之有效的制度却未必是事先设计好的。笔者拟在相对合理主义思想理路下,回应司法实践及理论研究中的呼声,进行对策性的分析论证。

1、权力互动——能动司法理念下的权力对话。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能动司法的理念。能动司法要求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既要准确适用法律,也要关注案件背后的各种因素,关注案件类型的变化,及时提出司法建议,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当然,能动司法之能动并非盲动、乱动,应遵守法律规定,坚守司法规律。具体到审判权对侦查权的规制问题上,就需要刑事审判法官通过能动司法力避配合有余、制约不足的问题。笔者认为,可采用三种策略或三种类型化方式实现对调查取证中不规范之侦查权的规制。

一是合作型的提前介入。也就是审判工作向侦诉延伸,对侦查过程中不符合法律规定之侦诉手段进行监督、纠正,我们可将其视为有中国特色的侦查法官。这一策略在重庆打黑活动中得以运用,使得专案式的侦查活动基本上符合了程序法的规定,没有突破人民群众对侦查手段的容忍底限,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二是协调型的反向授课。即刑事审判法官主动就案件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梳理归纳,给侦查人员上课,在促进其侦查规范化的同时亦提高其证据意识,树立其程序正义理念。这是一种直接的、更具可接受性的矫治策略,撇开侦查装备、侦讯技巧等原因,一般性的问题都能在这一方式下得以解决。

三是强制型的司法建议。人民法院提出司法建议,有利于促进机关单位加强管理、堵塞漏洞、防范再犯、改进工作;有利于延伸司法审判职能,实现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发展。对侦查人员在侦查行为中屡犯错误或长期之不规范操作,以司法建议的方式向侦查机关反映,提请在侦诉工作中予以注意。向侦查机关提出司法建议是一种较为严肃的规制侦查机关之不规范调查取证行为的方式,相对而言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实效性。

在能动司法的同时,还要注意度的把握,谨记司法的被动、中立品质,越俎代庖究不可取。

2、制度创新——引入程序制裁理论。我们知道,无制裁则无法律,无救济则无权利。不规范之侦查行为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应当给予制裁并实施救济。而程序性制裁,是指警察、检察官、法官违反法律程序所要承受的一种程序性法律后果。是通过宣告无效的方式来追究程序性违法者的法律责任的。我国两高三部刚刚出台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这一规范性法律文件,为程序性制裁理论的引入提供了规范保障。该《规定》第11条、第12条、第14条明确规定了被告人供述、未到庭证人的书面证言、被害人陈述、物证、书证因程序违法而不能作为定案根据之情形。尽管从规定中的证明责任、举证方式、证明程度显示排除的力度与范围较小,但毕竟在对侦、诉不规范调查取证的程序性制裁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规定》明确界定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概念,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第二条则明确规定,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时,为了避免96刑诉法43条的原则性规定之弊端,还明确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提出、审理、确认、予以排除等一系列程序性规定,使之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当然,这一规定也存在粗疏之处,如对物证、书证调查、收集的不规范性未作具体规定,同时亦未细化调查取证中程序违法的层级及排除不同层级证据之程度,一味的简单排除定然与当前刑事司法现状不相融合,甚至在贯彻实施中出现新的应对之策或曰新的潜规则。

随着司法实践的进一步展开,这一问题应该会有更大的突破。总而言之,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核心的程序性制裁对侦查权在调查取证中的不羁行使的有力规制。

3、完善立法——赋予法院的制约权力。程序的重要意义已被诸多学者多次论及:程序一方面可以限制行政官吏的裁量权、维持法的稳定性和自我完结性,另一方面却容许选择的自由,使法律系统具有更大的可塑性和适应能力。……如果我们要实现有的自由、有组织的民主、有保障的人权、有制约的权威、有进取的保守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的话,那么,程序可以作为其制度化的最重要的基石。可见,对侦查权在程序立法上作进一步的规范,意义重大。

在诉讼结果,也就是终局裁判确定之前,整个刑事诉讼还是处在发现真相的不确定阶段,此种不确定状态越加突显确定的诉讼规则之重要性:被告最后可能被发现是无辜的,诉讼规则可以保护其免于受到任何的不当追诉及过度的自由限制;纵使是最后被判定为有罪的被告,诉讼规则也保障其实现应有的主体地位及辩护权利。

立法上对侦查权力的规范性、正当性重视不够。现行刑诉法及公安部之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之相关配套规则对侦查机关在调查取证中所应遵守的程序性规则规定并不明确,这也使审判权在对抗侦查权不规范行使时缺少制度正当性。相关侦查规则之规定极为原则、粗陋,同时对违反该规则之后果缺少规定。随举几例:刑诉法第91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由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负责进行。讯问的时候,侦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第92条第2款: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2 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规定中都有着强烈义务色彩的词语:必须严禁应当等,但规定却对违法这些强烈义务色彩词语内容之行为却缺少相关规定,现实中的违反行为,如何处理?这就为侦查权在调查取证中的不羁行使在立法上大开方便之门。

在下一步的修法过程中,就应当对此仅有笼统的原则性要求而无程序性规则以及违反规则之行为的实体性、程序性制裁予以彻底纠正。

四、从规制角度品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2010621日,《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在经过长时酝酿、慎重研析、多方呼吁下正式出台,该《规定》的出台应当说是公、检、法、司、安对现有司法解释所确立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过于原则、缺乏操作程序、预期功能难以实现的反思与升华。《规定》不仅明确的非法证据的内涵与外延,亦明确了启动该程序的初步责任、控方的证据责任及证明标准、相关人员出庭作证等问题,使得非法证据的排除从神坛高阁中走下来,由理论研究转化为实务操作,真正成为了保障权利之利器;也从司法解释的角度赋予了法院审判权对侦查权的实质性制约。相信,该《规定》的贯彻落实将对三机关配合制约原则的有效运行产生积极而深远影响。但笔者认为,以下两个问题在实施当下仍值得学界及实务界人士三思。

1、用一味良药来治重病之身,能否根除值得怀疑。冰冻三尽,非一日之寒,正如前文所述,侦查机关在侦查取证程序中之不规范行为既有程序设置、价值观念等原因,亦有侦查人员素质不高、侦查装备陈旧落后、办案经费无法保障等问题,既有深层次的体制原因,亦有现实性的社会原因,仅凭一个《规定》的出台,缺少相关配套制度及措施的跟进,非法证据之排除能走多远,不得不使我们为之忧虑。

2、程序正义与群众性思维之格格不入,考量《规定》运行之群众性基础。群众性思维的基本特征是实质性价值判断高于法律程序,情境伦理高于普遍的社会正义,秘密性的侦查,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将会逐渐公开,百姓对侦查进程的了解亦会日渐增多。此等境况下,审判人员对一些在百姓看来言之凿凿的证据予以排除,人民群众能否接受,亦将成为考量规定贯彻落实的重要因素。或者法院在排除非法证据之基础上宣告被告人无罪,被害人及非法律专业人士之人民群众能否接受,会不会将侦查人员所承受的社会压力转由法官承受,使法官承受着更多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值得斟酌。



* 法学硕士,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政策法规处干部。

[] 左卫民等《侦查监督制度的考察与反思——一种基于实证的研究》,《现代法学》2006年第6期,第146页。

[②] 所谓侦查任意主义,主要是指对公民权利有直接影响的强制性侦查措施,不须司法审查,由侦查机关直接决定并实施。此外,对侦查行为在法律上未规定严格的执行条件和程序,也是侦查任意主义的一种表现。龙宗智《论刑事司法中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冲突与协调》,载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4月版,第134页。

[③] 孙长永《健全侦查程序法律制度,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载《法学论坛》2007年第2期,第1112页。

[] [德]约阿希姆·赫尔曼《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译本引言,李昌珂译,中国政法大学版社1995年版。

[] 如周某故意杀人案,被告人周某在歌厅捅刺两人后,在歌厅门口将围观者冉某下阴部捅伤,对冉某的伤情侦查机关并未作鉴定,但检察机关仍将该伤害行为诉至法院。

[] 如张某故意杀人案,在同案被告人责任划分问题上,张某否认其有邀约行为,而同案二被告人供述张有电话邀约行为,侦查机关在侦查之时并未将张当天的电话清单调取,导致无法对此问题进行核实。

[⑦]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54页。

[⑧] 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9月版,第78页。

[] 宋英辉、孙长永等《外国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61月版,第3839页。

[⑩]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月版,第289页。

林钰雄《刑事法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6月版 ,第2835页。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月版,第321页。

龙宗智《理论反对实践》,法律出版社20039月版,第3132页。

转引自龙宗智《论司法改革中的相对合理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第135页。

王胜俊院长在全国高中级法院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培训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刑事审判中贯彻能动司法的要求,需要做到审判工作‘向侦诉延伸’。人民法院要加强与公安、检察机关的沟通联系,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特别是在证据问题上,要通过审判的延伸,进一步促进侦诉工作的规范化,提高侦诉人员的证据意识,依法全面收集证据、固定证据、使用证据,防止该收集的没有收集,该鉴定的没有鉴定,或者证据收集违反程序,给审判工作带来‘后遗症’。”摘录于王胜俊《在全国高中级人民法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培训班上的讲话》。

陈瑞华《程序性制裁制度的法理学分析》,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第151页。

两高三部即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

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林钰雄《刑事法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6月版 ,第13页。

季卫东《秩序与混沌的临界》,法律出版社20086月版,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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